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40年,中科大少年班这些神童现在都怎么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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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摘要: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40年,中科大少年班这些神童现在都怎么样了? ,盆朝天晚霜苟延残喘,眼药水五日游摇头晃脑。

来自:新京报(微信号:bjnews_xjb),作者:Gifted
作者:维舟,编辑:西西,值班编辑:一鸣、张一对儿、吾彦祖

我们不由自主地对神童寄予厚望,可能也是因为在潜意识里会觉得,他们的天赋并不仅仅属于他们自己,似乎还是“公共”的。


全文5089字,阅读约需10分钟。

四十年前的1978年3月9日,来自全国范围内的21名少年被选拔进入中科大,成为中国首个少年班大学生。最大的16岁,最小的11岁。他们当年被称为“知识荒原上的少年突击队”,更经常地,是被称为“神童”。


而今中科大“少年班”已四十年。


“我实际的目的是要打破不重视培养基础科学人才和其他人才的局面。这个突破口就是对早慧少年进行超常规的培养。”


——倡导者李政道先生曾回忆少年班


毫无疑问,“少年班”见证了重新重视知识与人才的改革年代。当年继中科大之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高校历史上都曾经一度招收少年大学生。


然而,神童教育的理念之一是资源有限,将之集中到少数精英身上。除了千挑万选的少年班,全国范围内中小学其实也在广设“精英班”“实验班”“火箭班”或“重点班”,尽管他们的光辉或许没有少年班闪耀。


被选中的“神童”在概念上显然不只是指天禀,还是一种社会期望。换言之,他们的天禀既属于自己,还属于家庭、家族等集体,甚至要属于公共利益:被寄望给亲属带来向上流动的利益或高人一等的荣耀,向社会做出非凡的贡献。而一旦他们后来学习或仕途不如意,遭到的却是嘲讽。直到近些年,每隔一段时间,我们还是能看到一些“神童”真假事迹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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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童也是人

“超常的事物并不一定是幸运”


“神童”,并不像字面上所显示的仅指其天赋,因为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他是怎么成功的?”正如王安石《伤仲永》这样的名篇所强调的,中国人在文化价值上其实一贯更偏向强调一个人成才过程中的后天因素,否则再好的天赋也会很快消耗殆尽,因而人们本能的反应会是“此人或此人的父母必定有一套特别的教育方法”。不难看出,这样的想法更强调教育过程中的人为因素,而不像西方那样偏重让孩子自由成长,师长则仅仅从旁进行引导。或许正是因此,当年像《哈佛女孩刘亦婷素质培养纪实》这样介绍“成功经验”的书才能成为超级畅销书。


▲早期少年班的师生。图片来自中科大少年班学院网站。


少年班的确出了不少杰出人才,但三四十年后回头来看,它也带来了许多问题。少年班和重点班本身就挤占了有限的教育资源,有损教育公平。由于这一特殊教育的思路本身就是“超常规”的,因而势必打破一般的教育规律,简言之,这是“跨越式发展”在个人身上的体现。人们对神童寄予了超高的社会期望,而在他们表现不如预期时又失望乃至嘲讽,因此,围绕这些神童的新闻最常见的就是他们的早慧和失常这两类,这对他们个人而言都是难以承受的压力和严重伤害。正因此,学术界和社会一直对此有争论,认为“神童教育”在本质上是违反教育规律的,未必有利于他们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和潜能。这意味着人们关注的重心逐渐回到了这些神童本人身上,而中国社会也逐渐从以往的精英教育转向了普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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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神童

“读书无用论”与神童教育并非矛盾


事实上,不仅神童的后续表现常常不如人意,中国历代科举考试的状元,也只有文天祥、张謇等寥寥数人名扬后世,大部分表现都颇为平庸。哈佛女孩刘亦婷,后来虽然人生尚属平顺,但与其当年传遍全国的盛名相比,也不算是多大的成就。本来,考试成绩所能证明的只是个人综合能力的一个很小侧面,且仅偏重于智力层面。但性格、专注力、毅力等因素在人生道路上的影响往往还更大——当然,还有所谓“运气”和机遇。不过,值得思考的是:为何即便如此,我们还是热衷于制造神童呢?


恐怕还是要说到中国特殊的社会心态:受一千多年来科举制的影响,我们深信可以通过教育来改变命运,而除了后天努力和方法之外,“神童”的出现最能满足这样强烈的心理期盼,实现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科举时代的金榜题名并非现代意义上的个人成功,而是整个家族和地方的荣耀——中国历来就有这样的传统,从整个家族中选拔出少数有潜力的好苗子,然后以家族的力量不遗余力地培养他成才,作为回报,他也将会在未来把自己的成功回馈给整个家族和地方。


陈毓贤在《洪业传》中提到,洪业之父洪曦1891年中举人,“那时有很多做媒人的,专门注意这些稍有前途的才士,有个福州的茶商林钟皋来说亲”,而许多人也注意人才的发掘与培养,“有所谓‘爱才’之说,热衷此道的人着迷的程度不逊于‘爱财’的人。”贫苦出身的书生高中状元后被富贵人家的小姐看中,那是常有的事。


在此,功利的人们所看重的,并不只是教育对个人品性素养的塑造,而是很现实地注意到了教育所带来的物质成功。


“教育改变命运”与其说是一个事实,倒不如说是一种信念,是对向上流动和相对公平的一种社会期望;但当人们发现读书并不能带来他们所期望的物质回报时,很多人就开始高唱“读书无用论”的调调。不久前Global GfK的一项调查显示,当被问到“好的生活有哪些要素时”,只有22%的中国人选择了“大学教育”,其重要性排在第十五位。在很多地方,都有人觉得读书对自己的生活没多大帮助,甚至觉得不少人读书读傻了。


这种心态与对“神童”的推崇似乎是矛盾的,但其实不然。换言之,“读书无用论”打击了原先那种试图通过读书来变现的功利心态,自此之后,受教育开始更多是为了自我实现而不仅仅只是为了当官或赚更多钱,因为那些本来就不是现代教育的目的。何况,与以往那种科举人才选拔、天才少年班之类的精英教育不同,现代国家的大学教育是一种国民素质的普及教育,也就是说,上大学仅是为了让你具备合格的公民素质而已。


然而话是这么说,每个家长其实又在以空前的力度加大对子女教育的投入,因为在一个相对公平的现代社会里,唯有受教育程度最能决定一个人的个人成就。此时,“神童”代表着一种传统的社会梦想,他可以不依赖父母的社会资本、家境、学校等因素,单凭自己的天赋就能实现社会流动,因为不管他将来取得多大成就,他作为神童本身就已经被证明跻身于社会精英行列。就此而言,一个热衷于制造神童的社会,正表明最关注的仍是教育实现阶层流动这一功能,对人们来说,这种公平竞争带来的成功本身,始终还是比“读书修身”更激动人心得多。


文/维舟 编辑 西西


值班编辑:一鸣 张一对儿 吾彦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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